在講述五谷和五臟關系對應的問題之前，我們還是要初略的了解下中國人主食的發(fā)展變遷。

　　中國人，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人，其實和古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。炎黃時代，或者說上古時代，中國人的地盤大致在今天河南西部和北部、山西南部、陜西東部這么一小塊地域上。嚴格說，黃帝本來就不是農民或者農耕民族的老大，他屬于游牧漁獵民族。主食嘛，那不用說一定是動物性食品為主，比如羊、鹿、野豬、大象（大家不要笑，黃帝時代，河南氣候很溫暖濕潤，河南簡稱豫，象形文字就是一個人牽著一頭大象）等等。如果運氣不好，打獵失敗，那就要碰上什么吃什么，漿果、野草，生冷不忌。

　　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融合后，華夏始祖開始全盤炎化，不在深山老林里瞎跑了，咱們種地。種什么呢？小米。因為這是中國河南山西那一帶的原生植物。不管現代大家是不是每天都吃大米白面，反正在那年代，五谷之首，其實也就定下來了。另外，粟的變種就是黍，也就是粘黃米，這是小米基因突變的產物，主要是種子內部蛋白質含量提高了。同樣的例子還有大米和糯米。

　　炎黃部落在北方折騰的時候，南方，也就是長江流域，人們的主食是水稻。這個有考古學證據，浙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明遺址就發(fā)現了大量的稻谷化石。隨著中國版圖的不斷擴張，中國人有了第二種主食，大米。大米之所以后來成為中國人絕對的主食，也是有一個發(fā)展過程的，宋代的時候引進了越南的大米品種，占城稻，產量“蹭”就上去了。以至于后來明清等朝代，北京一多半官員和軍隊，都要眼巴巴等著從大運河送上來的南方大米過日子。再到現代，袁隆平（小子極度敬仰此人，沒有他的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，我們別提啥養(yǎng)生了，估計還在蒸窩頭吃呢）搞了雜交水稻，其重要的基因來源是海南一種野生水稻。考慮到海南和越南很近，應該算是占城稻的2.0版。

　　隨著文明的進化，在商周時期，第三種主食傳入了中國，這就是小麥，古代寫做“來”，是不是很像麥穗的樣子？后來“來”被借用到“來去”這個概念上，祖先就專門造了一個字“麥”。小麥源產地在西亞，具體起源地大概是兩河流域，就是今天伊拉克巴格達那疙瘩。到了明清時期，中國北方，小麥徹底取代了小米成為主食老大。為什么呢？因為小麥口感好，加上人們發(fā)明了石磨，粗糧換成細糧了。

　　其實小米作為主食是很不利于健康的，長沙馬王堆漢墓被發(fā)現后，那個墓主人，一位貴族婦女年紀不算很老，但槽牙已經快磨平了，沒辦法，因為常年和小米較勁磨牙。而小麥制成的面粉和水稻制成的大米相對來說就容易消化，加上氨基酸含量豐富導致口感更好，主食不用它們，還能用誰？

　　到了漢代，又有一種重要作物傳入了中國，那就是高粱，源產地不明。高粱在唐朝后開始在北方推廣普及，成為主食之一。高粱的口感其實特別不好，因為富含鞣酸，所以吃起來很澀，而且鞣酸還容易造成便秘，吃進去容易，拉出來難。再加上營養(yǎng)也不豐富，之所以成為主食，實在是迫不得已。

　　為什么迫不得已呢？有兩個原因，一個重要，另外一個更加重要。首先，高粱產量還可以，同樣的耕地，能養(yǎng)活更多的人口。其次，最重要的原因，高粱耐鹽堿，南北朝以后，中國北方水土流失非常嚴重。本來北方水很多，五行學說認為北方屬水，在古代是很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。但水土流失后，沒水了，大量的湖泊變成了鹽堿地。這種狀況，尤其以河南北部最為明顯，比如焦裕祿領導過的蘭考縣。同樣的例子，大家可以參考河北白洋淀，那是中國古代北方星羅棋布的湖泊群的殘余。

　　由于耐鹽堿，高粱就紅了。既然自己的耕地種不了小麥，那總不能守著空地餓死吧，就是高粱也得種啊。所以，到現代糧食充裕的時候，高粱就只能去釀酒或者當牲口飼料了。

　　到了明清時代，歐洲地理大發(fā)現，美洲開始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中。中國人引來了主食發(fā)展的高潮階段，玉米、土豆等都被引進了。由于這些作物多通過海上絲綢之路（從泉州或者廣州出發(fā)到今天菲律賓、印尼），所以南洋的另外一種作物，紅薯也捎帶手進來了。

　　其實玉米、紅薯、土豆這三樣作物口感也不咋地，擱在解放前，那都是窮人為了填肚子才吃的粗糧。但它們有著和高粱類似的優(yōu)點，高產，而且耐貧瘠。

　　從上面的介紹，大家應該能看出，所謂五谷，從來都是根據農業(yè)技術升級、氣候水土的變遷不斷變化的。如今，很多養(yǎng)生專家或者自稱專家的人動輒就跑到《黃帝內經》翻書找噱頭，實在是有點缺乏歷史和地理常識。為了肅清流毒，我們很有必要用繼承和批判的眼光來看古代典籍。當然，作為營養(yǎng)學之一的養(yǎng)生理論，也應該如此。

　　好，既然是批判和繼承并舉，那么我們就來看看如何看待五谷和五臟。